紅山文化是主要分佈于老哈河流域和大、小淩河流域的一支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依據對該文化陶器的分析研究，大致可分早、中、晚三期，年代分別與後岡一期文化、廟底溝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當，據今五千年至六千年，其主要遺存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

紅山文化形成後就顯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紅山文化早期，其勢力主要在老哈河流域，從中期開始進入大、小淩河流域，經過自身不斷的發展及對周鄰諸考古學文化先進因素的汲取，到晚期迅速強大，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

紅山文化表現出發達的生產力。當時的居民依據優越的自然條件，已有了以磨制大型石犁耜為代表的鋤耕農業，同時也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加工技術。雄厚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紅山文化上層建築的飛躍，為世人矚目的大型祭祀中心聚落遺址應時而生。

已發現的紅山文化遺址有淩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朝陽十二台營子、阜新胡頭溝，特別是喀左東山嘴、淩源和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兩處的大型祭祀中心聚落遺址為學術界所關注。

喀左東山嘴遺址位於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縣城東南約4公里的大淩河西岸。遺址三面被一長弧形黃土山梁環抱，南面開闊，東南方向隔大淩河正對馬架山和大山山口。建築基址坐落在緩平突起的臺地上，依平面佈局可分為中心、兩翼和前端三大部分。

中心部分為大型方形基址，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基址底面為平整的硬黃土面，間有大片紅燒土面，硬黃土面上置石堆和零散石塊。基址四邊均砌石牆基，用料以砂岩石為主，間雜少量灰岩石板，石塊大多經過加工。東牆基中段保存最好，長3米，殘高0.46米，共存四層石塊，可看出為錯縫砌法。方形基址內有三處石堆，其中南側中部的石塊最大，由密排立置的長條石組成，略呈橢圓形，東西直徑2.5米左右。基址中部燒土面上發現了一件玉璜和一件石彈丸，南牆中段緊貼牆壁處發現了一件雙龍首玉璜。

兩翼建築可分南、北兩部分。北部兩翼分別為兩道南北走向、相互對稱的石牆基。東翼石牆基殘存部分在中心方形基址的東北側，距方形基址的東牆6米。牆基存長8.4米，共有連排的二十三塊長條石，牆基內有大塊平臥的石塊和紅燒土面。西翼石牆基位於中心方形基址的正西側，距方形基址的西牆亦為6米，殘存部分以中部一段最長，為7.9米，牆下壓一座房址。南部兩翼皆有石堆。東側石堆以長條石平臥為主，形成長11米、寬2米的石帶，石堆內多數為平底尖頂的錐狀石，也見加工平整的砂岩長條石，此石帶距中心方形基址東牆0.5米。西側石堆較零散，也有大量錐狀石和長條石塊，可以分辨出錐狀石立置成組的狀態。西側石堆距中心方形基址西牆0.2米。

前端建築可分石圓形台址與多圓形石基址。石圓形台址距中心方形基址南牆基約15米，圓形，直徑2.5米，在黃土堆積層上部鋪砌而成，周圍以石片鑲邊，石片皆近長方形，長30釐米左右，向外一邊平齊，只在對應方形基址南端的部位有明顯下凹。石圈內鋪一層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在台址東北側和東側發現一些小型孕婦塑像，東南側和西南側則有大型人物坐像。多圓形石基址在石圓形台址以南約4米，已殘缺，可分辨出三個相連的圓形基址。其中兩個尚有輪廓，近橢圓形，一個南北徑3.1米、東西徑3.8米，另一個南北徑2.9米、東西徑4.1米，均為單層石塊砌成，邊緣都以大石塊卵石砌出兩圈，石圈內鋪較小石塊形成臺面。以地層分析，多圓形石基址形成時間早于石圓形台址。

整個建築群在總體佈局上按南北軸線分佈，注重對稱，有主次之分，南圓北方對應，而且建築石材加工、砌築技術等都十分講究。這種具有我國傳統特色的建築基址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史上尚屬首次發現。

牛河梁位於遼西淩源、建平交界處，因牤牛河源出山梁東麓而得名，在分佈達50多平方公里範圍內，已發現具有“神廟”性質建築址一處，大型“廣場”一處和積石塚十六處，其中第二地點的3號塚具備“壇”的特點。這種聚壇、廟、塚於一體，具備特殊功能的大型遺址的發現，在我國及世界上都佔有重要地位。號稱女神廟的建築址位於牛河梁主樑北山丘頂，地勢較高，處於這一帶紅山文化中心位置上。丘頂有一平臺形地，範圍南北長175米，東西寬159米，女神廟就位於此平臺南側約18米處的坡地上。此平臺周圍用石頭砌築，中間對著女神廟有通道，或許具有廣場的意思。

女神廟由一個多室和一個單室兩組建築構成。多室在北，為主體建築，單室在南，為附屬建築，間隔2.05米，約在一中軸線上。

多室建築址南北總長18.4米，東西殘存最寬處6.9米，結構較複雜，包含一個主室和幾個相連的側室、前後室。單室建築址橫長6米，最寬處2.65米。

發掘資料表明，多室建築址的主室西側底部殘存牆壁高0.5～0.9米。牆壁築法為：先緊貼坑壁立原木為骨架，結紮草把，敷厚3～4釐米的底泥，再抹細泥二三層，繪黃底紅色幾何圖形的壁畫。根據倒塌的殘跡判斷，房頂也是木骨草筋，裏外兩面抹泥。依其西側殘存的小部分牆壁和室底痕跡推測，當有室與其相連。北室略呈長方形，直接開鑿于基岩之上，壙壁內收，南端與主室相通。東側室緊接主室，其間有寬1.52米的過道，過道兩側壁上部殘存向上、向內弧曲的痕跡，室為規整的橢圓形，壁面光平。

女神廟內發現許多泥塑像殘塊，它們形態各異，雕塑圓潤豐滿，造型寫實優美，富有動感，主要是女性形象。

在女神廟的西側和南側分佈有數處積石塚群。現已發掘的積石塚群北距女神廟900米，位於牛河梁主樑頂南端斜坡上，東西一行排列，共發現四座(編號Z1～Z4)，其中Z1～Z3塚經過發掘，範圍總長110余米。積石塚的共同特點是都以石壘牆，以石築基，以石封頂，但各自的形制、構造與性質不完全相同。

Z2積石塚主體呈方形，東西長17.5米，南北寬18.7米。塚中央是一座大型石槨墓(編號Z2M1)，墓平頂，似一石砌方台，每邊長3.6米，距現地表深0.65米。方台四壁系用較規則的石灰岩、花崗岩石塊壘砌五六層，向上有收分，似覆鬥狀，內填不規則石塊。方台中部為槨室，長方形，長2.21米，寬0.85米，高0.5米。室壁用規整石塊、石板疊砌，內壁平直，室頂蓋薄石板。此墓早年被盜，于石槨墓東、北、西三角各存一道石牆，分別距石槨5.9米、7.5米、8米。東牆保存較好，長18.7米，用加工過的大石壘砌，平面向外，錯縫砌築，牆體平直。石牆上均覆蓋積石，向牆外滑落，呈扇形分佈。

Z1積石塚處於Z2西側，現僅存原塚的1/3。此塚有內外兩道石牆。東側外牆南北走向，殘長15米左右，南段保存較好，有四層單行石塊，高近1米。東側外牆以西1.8米處為東側內牆，與外牆平行，南端西折，呈曲尺形，多以0.5～0.8米長的大石疊築。塚北側有一道東西向石牆，系一層石塊鋪砌，牆體甚規整。據此塚殘存的東南、西北二角推知，其地上主體結構平面呈長方“回”形。內牆以內結構情況尚待發掘。內牆外南側清理出成群的小型墓葬，計十五座。墓葬均東西向，排列密集，往往兩墓相連共用一壁，特別是頭、足墓壁共用的現象不少。

Z3積石塚位於Z2之東，現存原塚的1/2。總體佈局平面呈圓形，塚基底面為構成同心圓式的三圈石樁，並排豎插於土中。石樁規格以外圈最大，內圈最小。三圈石柱地面水平高度也不一樣，外圈最低，中圈高於外圈近0.4米，內圈又高於中圈近0.3米。如此分三層遞進疊起，構成了一個形制似“壇”的圈形整體。

對於積石塚的性質，學術界認識頗不一致。通常認為積石塚是紅山文化較有特點的墓葬形式，像Z3積石塚這種位於積石塚群內的圓壇，顯然帶有某種“墓祭”的性質。也有人認為，就形態分析，這種佈局結構與東山嘴祭祀遺址是相同的，Z3相當於東山嘴前端部分的石圓形台址，Z1、Z2則相當於東山嘴遺址的方形基址，因此“牛河梁積石塚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墓葬，而與東山嘴的祭壇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這兩種觀點有個共識：牛河梁是紅山文化的祭祀中心，不屬於某個特定的聚落，而東山嘴則是次一級的祭祀活動中心。

壇、廟、塚的建築形式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建築結構的濫觴。其建造非常注意地理環境和地勢的選擇，這與我國古代建築“堪輿”制度是一致的。牛河梁和東山嘴兩處祭祀址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又有主次之別。從平面佈局看，南圓北方，似乎孕育了後世天圓地方建築模式的胚胎。整個建築注重南北中軸線兩側對稱，主體建築居於中心地位，兩翼和前部輔以其他建築，憑藉自然環境襯托出主體建築居高臨下之氣勢，體現出坐北面南的方位。中國地處東亞，自然環境決定了人們採用土木結合的建築方式，同時常以石為基礎；也有局部全用石頭的，特別是山區。紅山文化的祭祀建築開中國以石為基礎和築垣牆的先河。

紅山文化祭祀建築內發現了許多陶塑女像，這些女神所代表的宗教意義在學術界認識有別。一些學者認為：東山嘴、牛河梁的女神像是同母權制時代緊密聯繫的，是人格化的自然神，屬高級自然崇拜。牛河梁女神廟主室中的偶像很可能就是大地母神的化身，而不是祖先的化身，是人們祈求豐年和家畜興旺的物件。有的學者則認為牛河梁祭祀遺址群以廟為主體，和塚、壇結合的組合佈局，反映出它們祭祀的內容、性質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即以祖先崇拜為主的祭祀性質。他們還認為在積石塚內舉行的祭祀，其對象應主要是墓主人，即是對祖先亡靈的祭祀，而處於諸塚中心部位的女神廟，當是更高層次的祭祖場所。總之，無論是認為高級自然崇拜還是認為祖先崇拜，都表明紅山文化這個時期已經具有了相當先進的宗教意識，相應地自然會出現一些掌握宗教職能的特殊階層和人員，他們擔負著溝通普通人與神的意識的神聖使命，決定了他們尊貴的社會地位。這種觀念和制度的初步確定，對於我國後世的祭祀制度和宗法制度或許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在文明的進程中佔有不可估量的地位。

夏家店下層文化是繼紅山文化之後西遼河流域早期青銅器時代一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距今約四千年至三千五百年。其聚落遺址群的分佈相當廣泛而密集，密度幾可與現代村落相比。土坯砌牆的採用，三七壓縫技術和雙間式房址的出現，多層相互疊壓並防潮的白灰居住面的形成，石牆護院、圍溝護壕等防衛設施的普遍盛行都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房屋建造技術及聚落分佈、防禦功能比紅山文化都有很大進步。

通常西方學者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和青銅冶鑄技術三要素作為文明出現的標誌，我們一些學者也依此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這過分強調了文明起源的共性。也有一些睿智的學者立足于中國的特殊性，從文獻《禮記》中尋找中華文明的尺規，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紅山文化壇、廟、塚的發現為我們展現了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宗教色彩，提供了許多啟迪。牛河梁祭祀中心標誌著作為城市雛形的專業性中心聚落已經形成；雕塑女神像等又顯示出原始宗教的成熟，等等。諸多方面的材料已經透露出紅山文化後期已經到了社會巨變的關鍵階段的資訊，“已經產生了植基於公社，又淩架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與先秦文獻所載顓頊之時社會巨變的年代大致相合。“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