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遺址是西漢時期在都城長安南郊興建的專供皇帝使用的儀禮性建築遺址，位於西安市西郊。中國禮制建築產生於原始社會，及至西周時期，禮制建築已經有相當的規模，西漢時期，禮制建築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賦予新的含義。據史記記載，漢長安城南郊的禮制建築有漢平帝元始年間興建的辟雍、明堂、新莽，地皇元年(西元20年)興修的“王莽九廟”。此外還有郊祀用的秦一壇(圜王)和社稷壇。〖HT4”──〗辟雍遺址該遺址位於漢長安城安門南出大道1.5公里處的東側，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門村北面，推定為西漢平帝元始四年(西元4年)修建。平面為外圓內方，方位平正。遺址正中為中心建築，建於一個圓形夯土臺上。臺面直徑62米，高出地面0.3米。其構造程式是，先挖一個圓坑，再在坑內填土，夯築成一個圓形台基，然後再按照平面佈局挖出室內間隔，留出牆壁，再挖柱坑，牆壁與地面均塗草拌泥。表面塗朱紅色。臺上的中心建築平面似“亞”形，方向正南北，四面對稱，每邊長42米，正中是一個方形的夯土台，每邊長17米，現高1.5米，臺面已毀，推測原來臺面上有高大的主體建築(太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方形的小夯土台兩個，形制、大小相同，臺面也已毀。中心台的四邊有四個廳堂，各長24米，應即所謂“明堂”、“總章”、“青陽”、“玄堂”。堂內兩側各有小房間，應是所謂“左個”、“右個”。四堂前面圍繞敞廳。中心建築的四周有圍牆，為正方形，每邊長235米，夯土築造，現在高0.15～0.3米，基寬1.8米，基深1.2米。圍牆內外側有方形柱礎石，牆基內外各有0.4米寬的防水坡，為夯土築成。坡下有磚砌的滴水溝，寬0.2米。從殘存的現象觀察，圍牆頂上應有板瓦覆蓋的小坡頂。圍牆每邊正中各有一座大門，形制完全相同。門道長12.5米，寬4.5米，門道中央各有木質門檻和門框柱，門道兩側有夯土台，門道上方應有兩層門樓建築，門樓下應為木架結構的門闕。圍牆內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邊長47米。房前未發現門、牆的遺跡，房後靠圍牆，由發掘現象推測，該配房應是單坡頂的敞廊建築。圍牆外側有圜水溝，圓形，直徑約360米左右，寬2米，深1.8米，溝壁用方磚壘砌。水溝的上面又有小水溝，北面的小水溝和昆明池故渠相通。出土遺物主要是建築材料，有空心磚、幾何紋磚、筒瓦、板瓦、雲紋瓦當、銅鏃、鐵刀等，均屬西漢時期的物品。〖HT4”──〗王莽九廟遺址該遺址位於漢長安城安門和西安門南出平行線之內，共有十二座建築。出土的石礎上有“始建國年號”，還有王莽改易的地名“節〓”等題記。十二座(1～12號)建築的形式完全相同。1～11號遺址的四周有方形大圍牆，夯土築成，圍牆每邊長約1400米。12號遺址在南邊大圍牆外的正中，12號遺址的北圍牆距1～11號建築遺址大圍牆10米。每座建築都由中心建築、圍牆、四門和曲尺形配房所組成。中心建築和圍牆的平面均呈方形，輪廓如“回”形，規矩方正。1～11號遺址間距相等，大小相仿，分三排，東西並列，北排的1～4號遺址與南排的8～11號遺址方位一致，南北對應，中排的5～7號遺址錯落於南北排之間。12號遺址的圍牆與1～11號遺址的相同，但12號遺址的中心建築比1～11號遺址的中心建築大一倍，細部結構也略有差別，中心建築在整個遺址中間，方形，每邊長55米(12號中心建築每邊長100米)，四面對稱。中央為主室，四隅有夾室，平面似“亞”形。台基為夯土築，高出周圍地面。出土時台基面上的主室、夾室建築已毀，殘存少數鋪草泥的台基地面，上塗朱紅色。主室的四面各有一廳堂，內部構築完全相同，廳堂內的右邊有一個廂房，左邊有一堵隔牆，四廳堂之間有繞過夾室的回廊相通。四個廳堂的前面各對著三個方形夯土台，方台外側有磚砌路，正對四門。整個中心建築還環繞著河卵石鋪砌的散水。每座建築的四周都有圍牆，夯土築造，平面呈方形，每邊條260～280米。圍牆每邊正中的大門和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形制與辟雍完全相同。出土遺物以建築材料為主，有筒瓦、板瓦、雲紋瓦當，其中以四神紋瓦當為最多。〖HT4”──〗官社遺址官社遺址在王莽九廟遺址圍牆外西南邊，現存夯土台基高4.3米，東西殘長240米，南北寬70米。主體建築已毀，僅存四周廊廡建築。發掘證實，遺址始建于秦或漢初，西漢中期重修擴建。〖──4”──〗官稷遺址官稷遺址位於官社遺址的西南邊，現存兩重圍牆，平面呈“回”形，外圍牆每邊長約600米，內圍牆每邊長273米，內外圍牆正中各有一門，門道建築與王莽九廟遺址的門道相同。未發現中心建築，估計是未及修建而王莽政權已迅速覆滅的原故。漢長安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的發掘，為漢代考古建築研究提供了一批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中國禮制建築佈局形式，到了西漢時期，已具有突出的特點，並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建築體系。這組建築的平面佈局、建築形式、規模大小、細部結構，應是西漢武帝以後作為政治指導思想的陰陽五行學說的建築學上的具體反映。